《禮運大同篇》這個名字不好，應該叫《禮運道家大同篇》或《道家大同篇》或簡稱《大同篇》。
《禮運大同篇》不是儒家的作品，更不是孔子寫的，而是老子道家的信徒寫的，這個看法自古就有人提出。
宋朝黃震說：「篇首匠意，微似老子。」清朝姚際恆說：「乃周秦間老、莊之徒所撰。」，清朝陸奎勳說：「戴氏附會孔子迎合漢初崇尚黃老風氣之偽書。」
《大同篇》西漢的儒生戴聖收錄他編訂的《禮記》裡面去的，是載聖收錄編輯的不完全是戴聖寫的。所以不能說是儒生戴聖把《大同篇》收錄到《禮記》就說是儒家孔子的作品，這就像不能把別人家的雞抓到自己家就說是自己的雞，不然就是偷雞摸狗。
況且戴聖把《大同篇》收錄到《禮記》時，也有可能偽造《大同篇》是孔子所作的假故事，來欺騙讀者。這就是為什麼清朝陸奎勳會說：「戴氏附會孔子迎合漢初崇尚黃老風氣之偽書。」
《大同篇》開頭兩字「大道」就是語出《老子道德經》：「吾未知其名，字之曰：道。吾強為之名，曰：大。」、「大道廢，案有仁義。」、「使我𢴲有知也！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民甚好解。」
「大道」是宇宙的泛生者和養育者，是老子神學的核心，這個儒家偷不去。儒家的核心是「仁」不是「道」，孔子口中的「道」仍然不外乎「仁、忠、恕...」這些概念。《大同篇》如果是孔子寫的，開頭應該是「大仁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或「大忠大恕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，絕不會是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。
也有人說《大同篇》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作的，這也不可能是儒家思想，因為子思在《中庸》講的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」也是去宋國留學之後學回來的，宋國就是老子思想的發源和傳播地區，所以子思講的「道」根本就是老子道家思想的「道」，不是孔子的「道」。
所以子思《中庸》講的「道」是向宋國的道家學來的，如果硬要說《大同篇》是子思寫的然後偽託是孔子講的，那只能證明子思在生前已經拜入老子道家的門下，成為老子道家的弟子，然後把他的爺爺孔子，也改成信仰老子道家了。但這樣一來《大同篇》仍然算是道家弟子寫的，如果是真是這樣子思也等於偽造了《大同篇》給孔子，這樣子思就不是一個誠實的人。
《大同篇》是老子道家的社會主義思想，封建儒家不可能形成這樣類似於《老子道德經》的社會主義思想，所以《大同篇》不可能是儒生戴聖自己寫的。最有可能的是戴聖搜集到了道家弟子寫的《大同篇》，再附會於孔子，然後編入《禮記》裡面去。
「大同」就是《老子道德經》的「玄同」，因為在大道裡玄同，所以寫成大同。
《老子道德經》說：「塞其閱，閉其門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銼其銳，解其紛，是謂：玄同。」
《老子道德經》又說，玄同之後就：「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貴，亦不可得而賤。」
這「不可親疏、不可利害、不可貴賤」就是玄同的大同世界，在這個世界中，人沒有分彼此，不會因利益而傷害人，不會自己去奪取權力而尊貴自己賤踏別人。
《老子道德經》「玄同」的「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疏」，就會發展出《大同篇》的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。」
《老子道德經》「玄同」的「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」，就會發展出《大同篇》的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。」
《老子道德經》「玄同」的「不可得而貴，亦不可得而賤」，就會發展出《大同篇》的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」因為沒有人會自尊自貴而爭著當大官賺大錢，所以官員就用選的。
所以說「大同」就是《老子道德經》的「玄同」思想的演繹，《大同篇》就是《老子道德經》的註解，也是道家的信徒寫的，這就是為什麼《大同篇》要稱為《道家大同篇》的原因。
《大同篇》的大同思想，就是老子社會主義的「玄同」思想，其中所主張的就是「道家特色的社會主義」，「道家特色的社會主義」講的社會，是一個整體社會，社會的一切管理和分配，既要基於公眾的利益，也要保護個人的利益。
「道家特色的社會主義」會顧及老人和矜寡孤獨廢疾者的生和養，這和資本主義會藉機淘汰老人和矜寡孤獨廢疾者，完全不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