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先秦哲學家，以及所有中國哲學家從事哲學的方法，和世界各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並無太大不同。中國哲學的方法和外國哲學的方法，也近乎完全一樣，並沒有所謂絕對的中外殊異。
因為哲學方法就是哲學的工具，任何真正研究哲學的人，都會尋找真正好的哲學工具，與真正正確的哲學工具，來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，和詮釋自己的哲學體系，以避免造成哲學體系和論述的瑕疵和錯誤。所以世界各國最優秀的哲學家的哲學工具，到最後也必然同往更好更正確的方向發展，最後也必因此而大同小異。
中國哲學到先秦時代，已經有了極高的成就，甚至以「人類實實價值」為最高價值的老子哲學，其發展早就勝過西方以「人為神之客體價值」的哲學。所以老子哲學建立「道紀」的「別絲」分析方法，以「有之、無之」作為「建構、解構」並存的「損之又損」的「批判又再批判」的哲學方法，這同樣也是世界哲學方法的顛峰之作。
老子的「別絲分析」哲學方法，與「有之、無之」的「損之又損」的哲學方法，與西方哲學的「分析批判」哲學方法，幾乎一模一樣，只是比西方哲學更為嚴苛而精確。
但即使是這樣，我們也不能說有一種獨特，並且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方法論，存在於中國；只能說中國老子所用的批判方法，比西方哲學的批判方法更精確而嚴苛罷了，其於「分析批判」本身，則中西哲學並無性質上的差異，更無「方法論」的差異。
現在台灣有一派新儒家，其成員不斷在校園裡宣揚一種與西方哲學殊異的「中國哲學方法論」，試圖先製造出「中國學方法論」與「西方哲學方法論」有重大差異的氛圍，再用他們新儒家唯心主義的「功夫境界世界觀」來建立「新儒家方法論」，並圖謀以此「新儒家方法論」來代表所有中國哲學的方法論。
但是我們看看，中國傳統哲學基本上就是以老子道家、孔孟儒家，以及來自印度的佛教等三家為代表。其中老子哲學更是多數人公認最具代表性的哲學，因為佛教出於印度本非中國傳統哲學，孔孟真儒的哲學內容並不充份，較不具代表性。但是作為中國哲學最高代表的老子，他以「紀」的「別絲分析法」，以「建構、解構」並存的「損之又損」的「批判又再批判」，其成就是在「天道論體系」，而非「唯心論體系」；其成就是在「天道論體系」的進路，而非「唯心論體系」的進路。
所以說，老子的道家哲學，是「天道主義」的哲學，是以天道為天地萬物的始基與本體，其哲學內容與佛教「唯心主義」格格不入，甚至互為敵對。所以說新儒家「唯心主義」的「境界形態形上學進路」與「功夫境界進路」，其本質就是老子哲學的敵對進路，根本不能相容於老子，也根本不能用於老子。
作為中國哲學最高代表的老子，其哲學既與唯心主義為敵對，所以根本不會有新儒家佛教唯心主義的「境界形態形上學進路」，也根本不會有新儒家佛教唯心主義的「功夫境界進路」。新儒家用這種經不起檢驗，且與老子哲學完全對立的荒誕進路，來作為中國哲學的進路，藉此將中國哲學最高代表的老子哲學暗中納入其進路體系，其錯誤是顯而易見的。
中國先秦哲學多是素樸的「天道主義」思想，新儒家的「功夫境界世界觀」非孔孟真儒的天道觀，而是佛教唯心主義的支流觀念，新儒家唯心主義者用偏狹的「唯心方法論」來代表中國「天道主義」，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。新儒家荒唐的「境界形態形上學進路」與「功夫境界進路」一遇到老子哲學，就已經完全行不通了，更遑論要作為中國所有哲學進路的代表，那更是不自量力。
事實上，東西方哲學的研究方法，皆以分析批判為主，再進而行成各種體系，其方法論並無重大殊異，所以後人研究東西方哲學的方法，也不會有什麼差異。
所以說，全世界的哲學研究，除非獨裁政權，其哲學研究方法都必須是絕對開放的，絕不可以在研究某種哲學之前，指導教授就先訂定某種「研究進路」作為宣告或先導，以此誘導研究學生按教授所訂定進路進行研究。因為研究生為了文憑的重大利益，即使教授未施行強迫行為，研究生也必然會受到教授所訂定的進路所左右，而不敢有所逾越，這是教授不當施行權力，學生必然喪失自由意志的必然結果。
新儒家成員在台灣的大學裡，在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中，自大地立下了唯心主義「功夫境界世界觀」的詮釋學進路教條，作為中國哲學研究的宣告和先導，其目地只是為了控制中國哲學的研究方向，讓中國哲學的研究，永遠保持在新儒家印度唯心主義的進路之上，以維護其學派利益罷了，絕不是為了中國哲學的發展而來，這點是所有研究哲學的人，必須徹底認清其真面目的。
